李匯川
隨著英譯版《射雕英雄傳》在海外陸續(xù)上市，成為現象級的暢銷書，西方評論界將金庸小說比作“東方版《魔戒》”，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共見。武俠小說與西方奇幻之間，確有一些共通的特性，這些共性來自英雄史詩母題——英雄人物歷經磨難，戰(zhàn)勝強敵，最終達成壯舉與偉績。
金庸的武俠小說 《射雕英雄傳》英文版在英國上市后，引發(fā)了不小的轟動，成了現象級的暢銷書。繼英國之后，英譯本的金庸作品很快也要在美國書店上架了。西方讀者們帶著好奇心翻開書頁體驗奇異精彩的武俠世界，而早已熟知金庸和 《射雕英雄傳》的中國讀者們，同樣帶著好奇心，期待著外國讀者的感想與評價。
在金庸的創(chuàng)作功力與郝玉清的翻譯技巧共同影響下， 《射雕英雄傳》收獲盛贊，好評如潮。有的讀者被故事情節(jié)所吸引，有的則關注主要人物的命運，更多人醉心于武功與打斗描寫。最有趣的是一位讀者評論道：“書中對食物的描寫令我垂涎欲滴。”
這讓我想到，1890年清朝外交官陳季同為了向法國人介紹中國，以法文寫作出版的小說 《黃衫客傳奇》里，也曾不惜筆墨地詳細描述中式菜肴，甚至在提到 “醋拌筍尖”時，特意加注 “以滾水清焯過”。不知百余年前，這本小說在同樣以美食文化聞名的法國，可曾引得讀者垂涎欲滴?
武俠小說中寫到食物的本就不少。在古龍的 《流星蝴蝶劍》中，律香川用來招待孟星魂的蛋炒飯，令人印象深刻。金庸寫食材菜品，更是極盡想象。 《射雕英雄傳》里，有出自黃蓉妙手的兩道名菜： “好逑湯”和 “玉笛誰家聽落梅”。 “好逑湯”的關鍵，在于將櫻桃去核之后，嵌入斑鳩肉，“玉笛誰家聽落梅”要把五種不同的肉兩兩組合，搭配烹燒，創(chuàng)造出 “合五五梅花之數”的25般口味。嚴家炎在 《金庸小說論稿》中提到這兩道菜，感嘆 “真讓人讀著都要流口水”。金庸煞費苦心寫這兩道佳肴，不僅僅是為了提升小說的趣味，它們參與到關鍵的情節(jié)中——在品嘗了這一菜一湯之后， “北丐”洪七公決定將 “降龍十八掌”傳授給郭靖，而郭靖在后來的情節(jié)中，倚仗這套武功屢戰(zhàn)強敵，在幾處難關化險為夷。嚴家炎先生如此說： “這件事關系到郭靖一生的幸福，也關系到全書故事的發(fā)展。”
當我們提到金庸的武俠小說時，往往先想到的是復雜兇險的武林江湖，以及沖蕩其間的快意恩仇。而金庸寫黃蓉的精湛廚藝，寫楊過或韋小寶變著法地與人斗嘴，甚至寫張無忌與趙敏的私密情話，這些充滿日常生活氣息的段落在各部小說中俯仰皆拾，不勝枚舉。更為難得的是閑筆不閑，或樹立人物，或推動情節(jié)，皆非一時之興味，而是構思精巧的匠心之筆。在宏大的英雄敘事與細節(jié)的生活趣味之間，似乎產生了某種微妙的疏離感，而這疏離感帶來的張力，成為構建這個令人沉浸的金庸武俠世界的重要因素。
說到 “武俠世界”一詞，不得不提，在英文版 《射雕英雄傳》出版后，有評論稱郭靖有潛質成為像 《魔戒》中的弗羅多和 《冰與火之歌》中的瓊恩·雪諾一樣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形象，金庸則與西方知名奇幻文學作者托爾金、J·K·羅琳、喬治·馬丁等人并肩，被譽為 “世界的構造者”。
1938年，已經于前一年出版了《霍比特人》的托爾金在英國圣安德魯斯大學演講時，提出了 “第二世界”這個概念。他認為我們所生活在的世界，是 “第一世界”，而在想象力與創(chuàng)作欲望的驅使下，人類可以通過藝術手段構建一個幻想中的世界，即 “第二世界”。他還提出， “第二世界”雖是主觀幻想而來，作者卻需要建立合理自洽的邏輯系統為之提供支撐，令其保持內在的一致性。托爾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堅定地貫徹 “第二世界”理論，這一理論也被后來的奇幻文學作家們所奉行。在勾勒出一個 “第二世界”的輪廓之后，優(yōu)秀作者和平庸作者的分水嶺在于，前者會精心設定與打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jié)，他們利用寫作來構造世界，不僅是 “創(chuàng)世者”，也是 “磚瓦匠”，這不是單純依靠天賦或狂想就能完成的。
金庸在作品中展現的對生活細節(jié)與生活趣味的關注，便是 “磚瓦匠”工作的一部分。仍以黃蓉的兩道名菜為例， “玉笛誰家聽落梅”之所以蘊含 “五五梅花之數”，是因為她父親黃藥師精通奇門五行，她自幼耳濡目染，所學不少;洪七公品嘗過黃蓉的廚藝之后，當即允諾傳授二人武藝，因為他不止是個 “吃貨”，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江湖豪俠，不能平白受他人的恩惠，必須予以回饋。在這短短一段“烹飪——授藝”情節(jié)中，黃蓉與洪七公的言行緊密貼合各自的身份背景，也隱隱揭示 “有恩必報”作為江湖道德中的一條行為準則的重要性。
當然，嚴格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并不能完全歸入 “第二世界”的奇幻領域?，F實歷史的邏輯與幻想江湖的邏輯，被金庸置于寫作天平的兩端，彼此融合，達成相對的平衡。在他筆下，武功高強的江湖俠客可以在史料記載的罅隙里用一顆飛石擊殺蒙古之主，但他們并不能扭轉宋朝滅亡這一既定歷史結果。西方奇幻文學把架空的 “第二世界”作為對 “第一世界”的彌補和修繕，而在金庸的武俠小說里，真實的歷史和虛構的傳奇構成了犬牙交錯的 “糾纏態(tài)”。
將金庸小說比作 “東方版 《魔戒》”，似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共見。武俠小說與西方奇幻之間，仿佛確有一些共通的特性。這些共性來自英雄史詩母題——英雄人物歷經磨難，戰(zhàn)勝強敵，最終達成壯舉與偉績，這樣一種敘事模式在武俠小說與西方奇幻文學中都具有普遍性。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將藝術分為 “心理型”與 “幻覺型”，前者所涉及的素材來自人類的意識領域，例如生活的教訓、情感的波動等等，而后者則是以集體無意識為原型的藝術，為其提供材料的經驗是“存在于人們心靈深處的”， “暗示著某種時間的深淵”的 “陌生之物”。學者王一川對此有一個精妙的譬喻：“心理型藝術相當于我們身居平川的日常感觸，幻覺型藝術恰如我們偶爾登上高山之巔面對茫茫云海和幽幽深谷所產生的罕有沉醉。”
我們很難溯源尋找究竟是哪位作家第一個創(chuàng)造了龍和魔法，哪位說書人首先描述出突破人類生理極限的武功，但當我們讀到中西方那些天馬行空而又精雕細琢的幻想小說時，似乎有某種鐫刻在人類基因中本能性的、渴望自我超越的英雄情結開始被喚醒了。這正是我們如此熱愛這些作品的原因。假若把西方奇幻文學與中國武俠小說看成榮格所說的 “幻覺型”藝術，那么分布在廣袤大陸各地，體驗著不盡相同的日常生活的讀者們，即使登上的是不同的山峰至巔，舉目遠眺時所瞭望到的，或許是同一片浩渺無垠，惹人陶醉的云海。
寫到這里，再來看金庸的小說在西方讀者間的流行，則有些不出所料的意味了。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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